我们现在都不能肯定的了解印刷术究竟在何时发明，如隋开皇十三年(593)隋文帝敕文中“废像遗经，悉令雕撰”(见隋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卷十二)的话，来展开问题的讨论。对这一史料有两种理解：疑者谓前人误解文义，以像只能雕塑，不可雕撰。雕，指雕塑佛像；撰，指撰写经文。信者谓确凿史料，以“像可雕版，且中国镂版之兴，更从雕像始”，“废像重雕，不为无据”(吴则虞《版本通论·雕版之始兴》)。这里的“废像重雕”果真是雕版佛画吗？考《历代三宝纪》卷十二原文，实则不然。该文记载“周武之时，悉灭佛法，凡诸形像悉遣除之，号令一行，多皆毁坏。其金、铜等或时为官物”，“木石之像，皆将别用”。隋兴后，文帝多次下敕文：“如有见存，并可付随近寺院安置”，“废像遗经，悉令雕撰”，像成后“再日设斋，奉庆经像，日十万人，寺别敕使香汤浴像”。川金、钢、木、石诸材料造成的像应是立体佛像；香汤浴像，是用二指沾香水于佛顶上，可知敕文所云“悉令雕撰”即“废像重雕”，当为雕镌立体像无疑。（2018必威体育下载 ）

　　这一史料并不能说明当时已有雕版佛像，但如果由于这一史证不能成立，即谓隋代决未曾雕印佛像，也未免武断。我们认为“中国雕版之起源，与佛教有密切之关关系”(向达《唐代刊书考》)，雕版之法应是出自佛像之雕印，而且远在隋末已有佛像雕印的可能。

中国是早就有雕刻印章的技术，运用到雕刻钤印佛像上来。用印像代替塑像，既省工又省料，雕版佛画就这样应运而生了。此类佛印，后来在敦煌、吐鲁番及土耳其斯坦发现的无虑万千。“斯坦因在1908年所得诸印，有若干式样好象多少直接与印度造像寓有关系”，“有时印章模型做自中国”(郭鲁柏《西域考古举要》)。一张纸印像几百、几十乃至一个不等，它们俱为唐代遗物。此类佛印流传甚广，据《西域志》云：大唐显庆五年(660)九月二十七日王玄策至菩提寺，寺主名戒龙，为汉使王玄策等设大会，使人以下各赠象牙佛塔、舍利宝塔、佛印等物(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十九)。又义净在印度时(671-694)看到印度一些地方不是“拓模泥像”而是“或印绢纸”的印钤佛像放置在制多里，可见佛印在印度某些地方已是相当流行了。

　　印刷术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和创造，并不是“印度像印开印书之先路”(向达《唐代刊书考》)。但应该肯定，由于从印度传入我国的法舍利，加速了印刷术的诞生。同时早期印钤佛像的构图与印度的雕塑佛像有一定的继承关系。在这种意义上说，其发明与“印度造像寓有关系”。而佛像印技术是我国首创发明的，所以印度、西域的佛像印“模型做自中国”。我们知道，印度原来是不雕塑佛像的，后在希腊人的影响下才产生了“健陀罗”艺术，又在中国人的影响下才掌握佛像印的技术。这点正生动地说明佛教的传播推动了各国文化的发展这一客观事实。（2018必威体育下载 ）

据隋王劭作《舍利感应记》载，“皇帝昔在潜龙，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，出舍利一裹曰：檀越好心，故留与供养”，“于是始作七宝箱以置神尼智仙，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像焉”。隋文帝在仁寿元年至四年(601-604)三次下诏，在全国各州修建舍利塔，总共造了一百十三座，还“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十八躯，自余别造不可具知之矣”(《法苑珠林》卷一百)。可见当时造制多之盛和造佛像之多。因而，我们推想在隋末(600-617)已有佛像雕印是完全可能的。不过，后的确断还有待于文物资料的新发现。